2026年1月，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布了一份重磅研究报告，题为《国家新纪元：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格局与竞争优势》。

本报告的核心论点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可与工业革命相比拟的宏大历史转折点——AI时代。报告开篇即将AI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

报告认为，正如工业革命重塑了英国、日本等国的命运，并将奥斯曼帝国等未能适应变革的国家推向衰落一样，AI革命也将是一场残酷的国家命运“大洗牌”。

报告将这一时期称为“国家新纪元”（A New Age of Nations），它意味着全球权力结构将因各国对AI适应能力的差异而发生深刻重组。

在这个“国家新纪元”中，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和全球权力格局重组的关键，不仅仅是技术硬实力（如芯片、算法、算力），更是其社会基础、制度适应力和对人类主体性的维护能力。

即，AI挑战的本质首先是社会性的，其次才是技术性的。报告将AI革命视为现代历史的“新连接点”，认为从2026到2030年是决定未来几十年国家命运的关键窗口期。

报告认为，在AI时代，国家的竞争优势建立在七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特征之上，其中第一个特征便是：国家雄心与意志力（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

报告指出，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但是，在AI时代，这种雄心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一方面，AI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强效的“兴奋剂”，激发科学家、企业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创造力与进取心，通过解决气候变化、疾病等顽疾来重塑国家自信；

但另一方面，AI也可能成为一种“麻醉剂”。该报告描绘了一种类似电影《瓦力》（WALL-E）中的场景：如果AI导致大规模失业，或者让人们习惯于依赖算法进行思考和决策，社会可能陷入一种集体的平庸与倦怠。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失去了奋斗的动力，沉溺于AI提供的舒适区，那么无论其技术多么先进，国家竞争力都将从内部瓦解。如果说兰德公司这份报告向全球政策制定者发出了警示，那么对于中国律师行业而言，这道警示的光芒，同样刺眼而真实。

我们正处于一个奇特的时刻：一面是AI在法律文书起草、案例检索、合同审查等领域展现出令人瞠目的效率，甚至是效能，另一面则是数十万法律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这份焦虑暗涌的底下，正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实——“被替代的恐惧”。

如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会发现一个更深的悖论：那些最恐惧被AI替代的人，往往也是过去最依赖“专业舒适区”的人；那些能够驾驭AI的人，恰恰是那些从未将自己的专业尊严寄托于工具的人。

本文围绕笔者读完兰德公司报告后头脑中忽现一个的命题而展开：

AI时代，律师如何保持雄心？这不仅是一个（律师）职业未来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法律）专业主体性的哲学追问。

也就是说，本文的探讨，适合于任何正被AI搞懵的知识工作者，包括但不限于律师、程序员、会计师、咨询师、医生、教师、建筑规划师、金融分析师、记者、心理咨询师等等。

1 克服对AI替代的焦虑

焦虑的本质，是对失去的恐惧。当律师看到AI能在三秒内生成一份过去需要三天才能完成的复杂合同草案时，他恐惧的不仅仅是工作效率的被超越，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动摇——“如果我的核心技能被机器掌握，那我作为律师的价值何在？”

这种焦虑的根源，恰在于过去赖以成功的“舒适区”。

过去二十年，中国律师行业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能力评价体系：法条记忆的准确性、文书格式的规范性、案例检索的熟练度、模板积累的丰富性。

这些能力构成了一个年轻律师从助理到合伙人的成长阶梯。

然而，AI的出现正在系统性地解构这套阶梯。

法条记忆：AI可以瞬间调取所有法律法规，并保持实时更新。

文书规范：AI生成的文书在格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案例检索：AI可以在毫秒级完成全网的类案推送。

模板积累：AI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炼最优模板。

当这些“硬技能”被AI以百倍效率超越时，那些仅依赖这些技能建立专业自信的律师，必然会陷入存在性危机。

怎么办？——勇敢告别过去的舒适区。

克服焦虑的第一步，是承认这种失去的真实性，并完成认知上的“范式转换”。

兰德报告提醒我们，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最终被时代抛弃的，不是技术最落后的工匠，而是那些将自身价值完全绑定在旧有生产方式上、拒绝承认变革发生的群体。

用哲学家库恩的话说，他们无法完成“范式的跃迁”。

对于律师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区分两个概念：“技能”与“能力”。技能是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被AI替代。

正如当前在很多知识工作领域疯狂在传的AI Skills。

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底层思维，可以被AI增强，但不能被替代。

与过往舒适区告别，不是放弃专业，而是将专业性的锚点，从“我知道什么”转向“我能提出什么问题”，从“我会做什么”转向“我能判断什么是对”。

2  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

在AI重塑法律服务的时代，这句话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过去积累的经验地图正在失效；另一方面，新的执业领域和价值空间正在浮现，但需要全新的认知框架才能看见。

传统的法律服务市场，大体可以划分为“诉讼”与“非诉”两大板块，每个板块都有相对固定的作业模式和客户预期。

律师的专业成长路径，本质上是不断细化这张经验成长地图的过程——在某个细分领域深耕，积累经验，形成口碑。然而，AI正在从两个维度颠覆这张地图。

第一，价值链条的重构。

过去被视为“高价值”的工作（如复杂合同的起草、尽调报告的撰写，案件代理思路的制度），正在被AI拉低门槛。过去被视为“低价值”的服务（如为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法律咨询），则因AI而变得完全泛化，产生其他多种可能。

第二，问题边界的消融。

客户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呈现出“跨界”特征。一个数据合规项目，同时涉及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还需要理解大模型的技术原理和商业逻辑以及管理落地的复杂。传统的“部门法”知识地图，难以覆盖这类复合型问题。

要绘制新地图，首先需要承认旧地图的局限性。但这不意味着抛弃所有经验，而是要以一种“元认知”的姿态，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结构。

新大陆的轮廓，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去探寻：

从“法律适用”到“规则设计”：当AI可以高效完成法律适用性分析时，律师的价值将更多体现在帮助企业设计内部的规则体系、治理架构，将法律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商业逻辑。

从“纠纷解决”到“风险预见”：基于AI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律师可以帮助客户预见一年后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并提前布局。这是一种“预测性法律”的新范式。

从“专业服务”到“知识赋能”：律师的角色可能从“服务提供者”转向“知识赋能者”，帮助客户建立自身的法律合规能力，让AI成为客户的助手，而不仅仅是律师的助手！律师则是这个赋能过程的设计师，客户为该赋能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付费。

绘制新地图需要的不是更精细的旧工具，而是一种重新定义问题的能力。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同一水平思维来解决它。”

3  个人雄心与专业意志力

兰德报告的洞见之一是：“国家雄心”需要国民的奋斗来支撑。同样，在AI时代，律师的“个人雄心”需要强大的专业意志力来守护。

这个词听起来有些抽象。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依然能够清晰界定“我是谁”、“我相信什么”、“我愿意为什么而战”的能力。

AI没有意志。它可以生成一篇文章，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它可以起草一份合同，但不知道这笔交易背后的商业考量；它可以模拟一个辩论，但不知道正义为何物。专业意志力，恰恰体现在这些AI无法触及的领域。

在AI时代，律师的雄心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层雄心：成为“问题定义者”。在一个答案唾手可得的时代，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变得无比珍贵。AI可以给出无数种解决方案，但需要人类来判断：我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结果？优秀的律师，不是那个给客户最多选项的人，而是那个能帮助客户澄清真正目标的人。

第二层雄心：成为“价值权衡者”。法律实践的本质，是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做出权衡——效率与公平、创新与安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AI可以进行精密的逻辑推演，但无法进行价值的排序和选择。在复杂的商业谈判或重大的诉讼策略中，最终的决定往往不是基于“哪个更合法”，而是基于“哪个更值得”。这种权衡能力，是专业意志力的最高体现。

第三层雄心：成为“规则制定者”。这是高层次的雄心。它超越了个体的职业成功，指向对整个行业未来的塑造。谁能参与制定法律AI的伦理标准？谁能推动司法机关对AI生成证据的采信规则？谁能设计出既保护客户利益又符合技术伦理的AI应用范式？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由那些具有行业雄心的律师来书写。

4  人机协作

当我们将视角从“恐惧被替代”转向“如何更好地协作”，一种新的可能性便浮现出来。协作的本质，本身就是分工的重新定义。

人机协作不是简单地“我用AI辅助我工作”，而是对工作流程的重新设计和架构。

一个理想的协作场景如下：

AI负责：信息检索、初步分析、文书草拟、格式规范、多语言翻译、风险点的标准化提示。

律师负责：提出分析框架、甄别信息的真伪与相关性、进行价值判断、做出策略选择、与客户建立情感连接、在法庭上进行临场应变。

这不是简单的“AI做基础工作，律师做高级工作”的分工，这是一种螺旋式的增强关系：AI的产出激发律师的deeper insights，律师的反馈又让AI的下一次产出更加精准。人机协作的核心，站在人类角度来说，是“提问与甄别”。

要实现高质量的协作，律师要培养两种能力。

第一是提问的能力。向AI提问，不是简单的“给我写一份合同”，而是需要提供背景、目标、风险偏好、行业惯例等一系列上下文。提问的质量，决定了AI产出的质量。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不是给出答案，而是通过问题引导思考。

第二，甄别与校准的能力。AI可能产生“幻觉”——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答案。律师必须具备甄别真伪的能力，能够从逻辑、经验、价值观多个维度对AI的产出进行校准。这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强化训练。

在人机协作过程中，人一定要注意边界——永不外包人的“判断”。

兰德报告提出了“认知外包”的警示：如果人类放弃思考，全盘依赖机器，社会将面临退化风险。对于律师而言，这个警示更为关键。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有一条底线必须坚守：最终的判断，必须由人做出。

AI可以提供“如果采取A方案，胜诉概率是70%”的分析，但无法替律师和客户决定，是否值得为了那30%的风险投入资源。

这个判断，必须由人来完成。这不仅是专业责任，也是职业伦理的要求。

5  专属个人知识管理系统

兰德报告强调“学习与适应型社会”的重要性。对于个体律师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与AI协同进化、不断沉淀个人智慧的知识管理系统。

市面上有无数法律数据库和AI工具，但它们提供的是“公共知识”——所有人都可以获取的信息。

真正的竞争优势，来自“专属知识”——你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洞察、方法论、客户理解、行业认知。公共知识是原材料，专属知识才是成品。一套理想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应该具备以下特征：它是“双向流动”的。

一方面，AI将海量的公共知识过滤、提炼后输入给你；另一方面，你在实践中产生的洞察、判断、案例经验，能够被系统性地记录、整理、标签化，形成可检索、可复用的个人知识库。它是“动态进化”的。

你的知识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仓库，而应该像一个有机体，随着你的执业领域、客户类型、行业认知的变化而不断生长和重构。每一次的项目复盘、每一次的客户沟通、每一次的庭审反思，都是这个系统进化的养料。

它是“思维迭代”的。建立知识管理系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深化和迭代。当你需要将零散的经验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时，你必须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和反思。这本身就是对抗“认知外包”的有力武器。

个人知识管理系统的目标，不是让你“知道”更多，而是让你“做到”更好。这意味着系统应该与你的工作流程无缝融合。你面对一个新问题时，系统能够快速调出类似项目的经验复盘；你需要做出判断时，系统能够提供你过去积累的决策模型；你需要创新时，系统能够激发跨领域的灵感连接。

这才是AI时代真正的“个人护城河”——它不是由技术本身构成的，而是由你与技术互动过程中不断沉淀的、无法被复制的个人智慧构成的。

6  超越对技术本身的关注

本人认为，兰德报告最深刻的洞见在于：AI挑战的本质首先是社会性的，其次才是技术性的。

将这个洞察用到律师行业，我们可以说：AI对法律职业的挑战，本质是价值层面的，其次才是工具层面的。

在追逐AI应用的过程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将“掌握新技术”本身当成了目的。

我们热衷于讨论哪个AI工具更好用、哪个算法更智能，却忘记了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用这些技术，究竟是为了什么？法律的价值本源，不在于效率，而在于正义。

正义的实现，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确的法律适用，更是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对社会利益的平衡、对个体命运的关切。

这些，恰恰是AI无法触及的领域。当我们超越对技术的迷恋，回归法律职业的本质，我们会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始终是这三个：

第一，我们为谁服务？客户的利益是什么？他们的焦虑是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无法从算法中获得，只能通过深度的沟通、共情的理解、长期建立的信任来把握。

第二，我们捍卫什么？在面对不公时，我们是否有勇气站出来？在利益冲突面前，我们能否坚守职业伦理？在技术诱惑面前，我们是否还记得法律人的初心？这些关乎职业尊严的选择，只能由个体来做出。

第三，我们留下什么？每一个案件的处理、每一个客户的帮助、每一次对正义的坚守，都在塑造着这个行业的面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为后来者留下什么样的职业传统？这是超越个体职业生涯的、关乎行业命运的问题。

7  判断与洞察

兰德报告将“人类主体性”视为应对AI挑战的最后防线。对于律师而言，这条防线的核心，是判断与洞察的能力。法律实践的本质，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决策。

事实可能模糊不清，法律可能存有歧义，证据可能相互矛盾，客户目标可能变动不居。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出可靠的判断，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推演，更是对全局的把握、对风险的权衡、对人性的理解。

AI可以提供概率预测，但无法替你承担决策的责任。判断的本质，就是承担责任。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洞察力，是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能力。

在一堆繁杂的事实材料中，洞察力让你发现那个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细节。在一场复杂的商业谈判中，洞察力让你捕捉到对方未曾言明的真实意图。

在一段看似寻常的客户陈述中，洞察力让你意识到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法律需求。这种洞察力，来自经验的积累、来自对人性的理解、来自对行业的深耕，更来自一种持续的、不满足于表象的思维习惯。它不是天赋，而是可以培养的能力。

但无论怎么训练，至少目前来看，AI是无法产生这种力量的。如果判断与洞察是律师价值的最后堡垒，那么律师们该做什么？

答案是：通过持续的、主动的、有反思的实践。持续的实践，不畏惧复杂问题，主动迎接挑战；主动的思考，不满足于AI给出的答案，追问背后的逻辑；有反思的复盘，每一次判断后，都要问自己：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下次如何改进？这种培养过程，AI无法代劳。

它是律师作为“专业人士”而非“技术操作员”的根本标志。兰德报告的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辣眼的结论：在这个新纪元，最大的风险不是AI变得太聪明，而是人类变得太懒惰、太分裂、太缺乏雄心。

AI时代，律师的雄心，不是成为“最懂AI的人”，也不是成为“技术最熟练的人”，而是成为“最像人的人”——最具判断力的人、最具洞察力的人、最具同理心的人、最具专业意志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会被AI替代，因为他们做的是AI做不到的事。这样的人，也不会被时代抛弃，因为他们始终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人，更不会被焦虑困扰，因为他们的专业自信，来自那些无法被算法复制的、属于人的能力。

AI时代律师的雄心，不是战胜技术，而是通过技术成为更好的自己。与中国所有律师共勉！如兰德报告所言，胜出者将是那些利用AI激发人类潜能的国家。同样，AI时代，胜出的律师，将是那些利用AI激发自己潜能的人——他们比AI更懂法律，更懂人性，更懂何为正义。

在这个意义上，AI不是威胁，而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作为法律人，究竟愿意为何而战，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这，或许就是“雄心”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