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十多年，央企作为第一梯队，采取直接投资、兼并收购、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带领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动设备出口、劳动力输出，以及获取国内发展急需的资源，获得外国先进技术、知名品牌、研发人才、能源资源等，增强中央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配置资源能力。进而，各种要素的秉赋优势通过企业有效的组织生产，带来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专业化加强，生产效率提高，才能转化成具有成本优势的商品，扩大央企市场势力范围。

国家战略是支持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力，从而推动企业的国际化。央企国际化竞争力体现了国家竞争力，央企国际化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优势。

央企的国际化现状

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世界500强，仅次于美国，超过了日本，既是代表中国体制（或者国际上流行的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更被视为是央企财团、央企系之间，通过一种基于计划经济、人造经济的复杂的合谋，而形成的超企业竞争优势的成功。即刻引起世界对中国的剧烈看法。

“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中国威胁论”转化成了“央企威胁论”…… 在大肆的宣扬和制造舆论环境，意图通过伤害央企的发展来具体的应对中国威胁。

央企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国家意志落地有形的手，去执行国家的能源战略、防务战略、资源战略，包括以央企国际化去进行事实上的结盟活动，协助那些事实上与中国站在统一阵营的若干国家的经济纽带的建设。

也正是创造并借用“央企威胁论”这一言论，西方运用各种手段百般阻挠，打压中国经济和发展，搞央企威胁论，把国家战略转变成央企威胁论，环环相扣的对中国企业的拒绝、压榨和反弹。因此，在国际化方面，央企下一步要大举国际化，这一历程立即会遭遇央企威胁论的持有者们大肆攻击以及实际行动上的干预和阻挠。

中国已经不可逆转的遭遇这一环境及其酝酿的蝴蝶效应。若干央企及大型国企，乃至民企都会被视为央企，给予威胁论的等同对待，央企威胁论还会进一步延伸到其他企业。

央企的走出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痛苦的探索过程，其结果成败参半。然而，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规模究竟有多大，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安全有无构成威胁？

中央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力度正逐步加大，“走出去”成为关键词之一。但是中国在世界并购中无论是并购总额还是并购对象规模，都不可与欧美大型企业的并购相提并论，差距甚远。

比如，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策略取向，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生产成本来盘活外国企业的亏损部门，而不是通过恶意收购行为来抢占外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的巨型企业以达到世界数一数二的市场地位的并购行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为什么还会出现中国企业在海外接连受挫遇困的窘境？关键在于企业并购的影响要素并不限于经济层面，实际上，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的进程中，企业还得必须考虑相关国家频繁作祟的政治因素。

央企国际化之路该怎么走？

中国央企的走出去，事实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

第一个阶段，我们鼓励央企贸易国际化，学习日本式的综合性商社。第二个阶段，我们鼓励生产彼岸化，生产布局国际化。第三个阶段，我们鼓励建立国际化的营销网络与品牌。第四个阶段，我们终于发现国际化的本质是要进行国际资源整合，在全球高度上，在不同地区整合当地高优质自然，技术及管理资源，全球布局导致形成多个相对优势的集结。第五阶段，我们逐步地看清一个事实，原来成功的国际化都是在国家贸易制度，产业制度，外交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的整体安排下，有序地，有规划地，以国家的文化与外交为引领，以防务为依托，以国家的货币政策，国家的金融制度为主线的一种群体组织行为，甚至往往是在政府帮助之下，是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

作为央企，如何在央企威胁论即将成为事实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对具相而稳健的操作呢？我们有如下建议：

第一，对央企来讲，未来国际化中，如何形成与中国的民企之间的友善联盟，构筑央企、省属市属国企、民企多层次的伞形架构。央企做雨伞的骨架，打开空间，省市属国企和民企在伞下空间中积极发展。央企做雨伞的骨架，撑起产业的脊梁，引领产业的进步，形成技术格局，制定标准和规范，打造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立法，推进行业协会和协调组织的力量，抗住外企的压力，打造中国能参与，甚至能主导的标准，打造国际优势的主力军。

第二，央企如何转型，以财团的身份，隐藏在若干市场化公司的背后，以央企特有的能力，成为强势出资人，来推动旗下若干与境外公司的合资公司，以及利用“跟投”国际产业基金与投行等手段，与国际公司之间形成跳双人舞乃至集体舞的能力。同时，我们要学习日韩企业在国际化当中的有效的经验和手法，努力地去构建庞大的友善人脉，从院外说客集团、利益游说集团，以及东道国的大型企业与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利益共同体，包括重磅级政治人物、政治交往团体。央企的超企业竞争的特色低调地在当地进行市场化运作。

第三，利用中国央企特有优势，综合设计十六家主要联盟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关系，跨代发展，形成中国吸引力。同时，通过利益联盟的建立，合资公司的建设，形成相对强大的进入能力。

第四，调整与变化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形成中国与国际关系的新认识，从长线来考量。依托中国政府在国际化贸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获取政府贸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等，阻断国际上对中国央企的综合遏制行为。

省企国际化

省属企业国际化

中国的飞速崛起为国有企业集体崛起提供了空前的发展空间，未来国有企业的崛起必然为中国崛起做出巨大的贡献。国有企业既是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执行者，同时又是地方区域产业经济的整合者，区域经济带的城市发展的带动者。

省属企业的跨越发展应紧扣国家战略、区域战略和产业战略规划，作为本省与国内外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的重要平台。省属企业作为跨越发展的省合作界面，应积极代表整个省走出去。首先，省属企业应积极推动与央企的合作、与其他省市国企的合作、与领袖民企的合作；其次，跟踪跨国企业全产业链布局发展趋势，推进与全球知名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引进一批重大投资项目等。

通过积极探索各产业板块、各子公司如何引入央企，外省国企，乃至部分领袖民企，走混合所有制、混血发展之路，通过引入外部优势资源和能力，以外打内，以外拓内，支援本省，影响本省发展，深度融入地方发展。

省属企业国际化如何走？

在大型国企的领军下，云南省的对外投资方式已经由最初的绿地投资扩展到跨国并购、境外上市、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投资规模和层次不断地提升。随着大型国企越来越快的国际化步伐，“走出去”各项业务飞速发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营造出独有的云南“声势”。

如今“走出去”的已不仅是中国颇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领域，在资源开发合作、高端制造业等领域，随着越来越多基础丰厚、实力强大的粤企“走出去”，“广东”名片在全球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云南省与广东省的国企走出去只是中国省企走出去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过去几年来，广东企业的“走出去”在全国起到了带头作用，大量广东企业的“走出去”实践能够为全国企业提供经验。可以客观的看到，省企走出去，不仅需要大型国企的领军，政府部门牵头亦是其重要的一环。

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企业之间加强合作，抱团出海无疑是国际化经营中不可或缺的理念。以政府牵头或支持的抱团出海更是不可或缺。

国有企业要“走出去”，不仅需炼好内功，增强内部风险管控能力，更要加强合作，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既可以以项目为纽带、也可以以业务的纽带、还可以以其它因素为纽带，加强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共同开拓国外市场、开发国外资源，共同抗御各种风险，特别是要强化与商务厅、金融结构、咨询机构等的合作，争取在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合作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民企国际化

民企厚积薄发迈向国际化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其中一个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了世界。在这支日益壮大、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队伍中，也不乏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华立集团、四川的新希望集团等，已通过在国外多年的努力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佼佼者。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利用自身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利润高地。民营企业“走出去”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也显示出一些特点,在国际市场竞争方面往往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明显的适应能力，成为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与中国国有企业频频溢价收购，但在海外普遍遭遇的有色眼镜扫描、质疑和否决的情形相比，这些民企似乎轻易而举地获得了被并购方及所在国家的鲜花和掌声。

因此，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成为许多民营企业越来越鲜明的经营理念。中国政府的政策促进和“走出去”的企业获得成功后的示范效应,对于其他民营企业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中国民营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潜力巨大，不仅企业对外投资的愿望强烈，投资的规模将增大、目标市场更加集中，而且业务模式将进一步创新。这些新的动向无疑显示了民营企业坚持国际化发展道路的坚强信念和决心。

但是，民营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存在资金匮乏的问题。民营企业完全依靠自有资金“走出去”,可谓力不从心,即便“走出去”也会因资金实力弱而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中国的金融体制尚不能对企业“走出去”形成有利的金融支持,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担保体系不健全，中国银行在外设立分支机构较少，跟不上企业“走出去”的形势。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创投机构和企业可以形成合力，以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谋篇布局。

民企跨国并购：另一种走出去

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处于空前活跃的时期。今年，先有三一重工收购德国代表性企业普茨迈斯特，后有联想集团在海外开展的一系列并购。除了这些大型民企，中小民营企业也对“出海”跃跃欲试。它们在世界经济的危境中寻找机会，希望获取市场、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这种购并方式，完全不同于以往政府支持的“走出去”战略的路径。其出发点不是基于企业国际化的雄心壮志，也不是为获得技术近路捷径，而是生意本身的自然延伸。当生意自然延伸到国界，而国界的外边有着更诱人利益的时候，自然就跨过去了。这种中小企业的跨国购并由于数额小而分散，完全不用担心来自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刁难。同时由于规模小，新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非常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从而避免矛盾的产生。

在以往的“走出去”逻辑中，由政府倡导大企业操作的海外购并，从开始就把商业逻辑和国家战略捆绑在了一起。一方面，每一次收购都会引起政治势力的反弹和公众舆论的质疑；另一方面，中国严重缺乏跨文化的管理人才，导致文化融合上的困难，教训比比皆是。

在中国海外并购的浪潮中，民营企业自身的优势日益凸现，他们有能力也应该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创投机构拥有的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经验，也使得他们能够成为陪伴中国企业“出海”的忠实伙伴。通过各级政府、民营企业和PE机构三方面的努力，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联手PE“走出去”，承担起进入新时期的中国经济所赋予给他们的使命。

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之路，大型国有企业构成了第一梯队，大型民营企业构成了第二梯队，而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将成为第三股力量。这些由小舢板组成的舰队，其购并的思路完全建立在商业逻辑上，控制风险的意识非常强，文化融合的成本也非常低。同时，没有了政治和舆论上的障碍，购并成功后在法制完备的发达国家经营风险要比大型企业低得多。他们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另外一种逻辑。

央企商帮式国际化

央企国际化战略的顶层设计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十二五”时期，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中央企业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谋划得更长久，将国家竞争力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考虑，用全球视野来引领企业发展。

推进经济国际化，国际化企业是核心和主体，尤其是国际化央企，在实现国际化战略上要扮演更大更重要的角色，引领构筑央企、省属市属国企、民企多层次的国际化伞形架构，从国家层面带领中国企业整体立足于世界。

央企做雨伞的骨架，撑起产业的脊梁，引领产业的进步，形成技术格局，制定标准和规范，打造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立法，推进行业协会和协调组织的力量，抗住外企的压力，打造中国能参与，甚至能主导的标准。

央企形成这个地位和，要把其中大量的，从属性的，不适合自身的产品，服务，运作快速向省属市属国企和大量民企转移相关技术，产品，装备，无形资源，通过后者们强大的，央企往往不具备的成本能力，效率能力，微观管理能力，出资人相对到位能力来把央企开创的概念产品，平台技术，产业链组织等要素成功转移。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央企与民企之间的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人不知道的省市属国企和央企之间的问题，也有利于当前财税政策下，当前建设格局之下的省市属国企发展，来支撑当地基础建设，区域发展的问题。

央企必须成为技术进步，优势资源，霸权性资产的主力军，必须成为缔造产业，打造国际优势的主力军。央企做雨伞的骨架，打开空间，省市属国企和民企在伞下空间中积极发展。省市属国企和民企沿着央企打开的产业的格局，形成产业标准，推进市场转化。

由此我们看见，国家战略，央企的失序失范失去领导力有多么的严重，如何形成央企做骨架，做引领，做创新，把创新成果带出的大量配套机会有效转移给省市属国企，民企，如何使三者形成配合，群打而不是单打。

甚至形成一种央企，省市属国企，民企，在国际化，并购，国内发展，创新，消除过剩产能等多方面的深度合作，甚至形成中国新商帮力量，形成跨所有制，跨文化，跨制度，跨思维模式的大结合，就像浙江商帮一样，就像犹太商帮一样，形成强大的互补互助互锁互联体系，这将是未来央企国际化运作的关键。

从浙商商帮看商帮式运作

浙商的商帮经济早已经汇成为了一股巨大的潜流，所到之处风生水起，总能引起不小的轰动。浙商庞大而复杂的商帮运作体系堪称东方新商业智慧的奇迹，不但在东方大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且早已经走出国门，冲击世界，一个堪比犹太商帮的新商业族群正所向披靡，震撼整个世界。

浙商商帮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商帮中傲立群雄，成为中国第一代商帮，这与浙商商帮经济五大特点是分不开的：

一、网络化多维联合

商帮的形成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族群的有组织的抱团行动，触发网络效应，形成整体远大于个体之和的系统效应。浙江是我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区之一，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动出击，自由联合，形成了多维度组织网络，其中又以家族网络，商会网络，同学网络，协会网络等为主导，形成了多维的网络平台，在每一个平台上每天都在触发着各种网络效应，各种网络平台成为浙商获取商机信息，获得资源，拓展人脉，融资，创业的重要场所。

图商帮式网络化多维联合

二、集群式发展

现代浙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主要从事传统产业，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市场份额大，家族化管理，矛盾冲突多，素有“小狗经济”之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浙江“小狗经济”面临着一些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比如传统简单加工制造业的升级问题，低档分散的小狗经济与全球化经济的对接鸿沟问题等，而集群式发展则是浙商小狗经济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力竞争手段，其又表现在省内的产业布局的集群式发展和走出去后的集群式投资扩张。

图浙商集群式发展模式

三、缩核式专业强化

“小狗经济”单个企业规模小，资源实力弱，在能力资源薄弱的情况下，在浙江的产业集群结构内部，各个企业广泛发展外包，剥离非核心业务或辅助业务，强化自身在产业链上某一个环节的绝对优势，聚焦强化自身核心能力，缩核专注聚焦的发展对外形成了强大的竞争界面。

四、投行式商帮

现代浙商商帮早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商帮的简单互助的合作形式，新金融时代，浙商商帮族群内的各个平台已经融入了金融的血液，如各地的浙商商会更像是一个虚拟的大投行，商会本身是信息平台、资源获取平台还是投融资平台，发挥了金融中介的功能，甚至连浙大的同学经济都已经开始进入2.0时代，以建立投融资平台打造上市公司为开班的初衷。

五、雁阵型攻击

以优衣派服饰控股有限公司为例，该联盟由法派集团主导，联合其他8家企业和10个创始人形成核心联盟，其中实力雄厚的法派集团占股比例34%，以核心大企业为雁型阵的头部，后面跟随的是150多家外围联盟合作生产厂商，这样由大企业挑头，若干协作企业跟进，组建成雁阵型组织结构，对于领头的大企业来说极大地放大了自身能量，对于跟随者也实现了搭便车的效应。

这种雁阵型攻击在各省浙商商会的投资运作上表现较为突出，各省区有实力的几个浙商联合组成本省浙商集团，利用浙商的概念和声誉，在投资容量和招商数量上放大宣传，从而拿下大型项目，转身又号召本省浙商加入，形成项目式合作，本省浙商实力不足，向邻近省份浙商及交好浙商，向乡党营销，肥水不流外人田。通过这种领头企业带动下的雁阵型攻击，使得各省浙商优秀投资项目得以分享，资产高效周转，强化了浙商的富者愈富，但弱者也能分享到顺风车利益。

图浙商雁阵式攻击模式

浙商商帮内部组织的多维网络化联合，组织行动的集群式发展，单体企业缩核式专业化强化，商帮组织的投行式运作，领军企业带领下的雁阵型攻击等浙商商帮运作为优衣派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浙商商帮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然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层次，在商帮生态式联合运作下，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合作方式不断产生，使得浙商商帮充满活力。总的来看，今天的浙商商帮生态体系由十个层次构成：

图浙商商帮生态十层次进阶图

在第一个层次，地区浙商靠能人进行推动，通过家族联合，同乡关系联合，形成关系密切的网络生态关系，形成能人经济，通过多维网络化生态构建，信息得以交流，知识得以传播。

在第二个层次，在地区浙商网络化生态内部，通过对产业链的拆分，由领头企业主导产业链分工，众多中小企业尾随其后做相关配套服务，形成由领头企业主导，分工层次明确的地区浙商产业集群。

在第三个层次，地区浙商以地区商会为更高级的平台，统合各种利益，为成员间提供信用借贷支持等各种服务，形成地域抱团运作的虚拟联盟。

由各地区浙商商会联合发起成立各省商会，统合一省的浙商商帮，由领军的大企业联盟组成各省浙商集团，分享浙商品牌，这构成了第四个层次。

在第五个层次上，各省浙商商会通过浙商总会实现联合互动，在省际之间进行协同，共享发展机会，预警各种风险。

在第六个层面，浙商之间联合开展资本层面的运作，进行资本层面的协同和集聚投融资等。通过同学经济，板块经济，造市经济，财团经济等商业模式创新，浙商被不断地在更高层次上被重新组织，这构成了第七个层次。

将浙商商帮式运作复制到海外，推动浙商国际化，参与全球竞争，推动国际和国内浙商的联动，这是浙商商帮生态发展第八和第九个层次。

在第十个层次上，浙商通过《浙商杂志》、浙商大会等各种纽带，通过集中话语权，促进与政府对话，放大谈判权，放大浙商势力。

央企商帮式国际化运作

第一层次：央企与民企携手合作

民企与央企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已为数不少，早期有天鸿与通用、万科与中粮和五矿等；近期有德邦与中冶、融创与方兴和保利等，当然还有更多未浮出水面的合作。央企和民企合作不仅仅局限于房地产行业，这只是央企和民企合作的冰上一角。

央企携手民企国内开花国外香，更多的央企及其统帅,能够站在时代高度和前列,把握顶层设计和实施,对接民营企业,融纳民营资本,携手出海，共同把民族产业做大做强,开创和谐发展之路。

第二层次：央企主导国际化商帮

浙商将浙江制造和中国制造，搬出国门，浙商制造在国际上另辟新路，引领浙商资本跨地域、跨国界的全球出击，获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天的浙商商帮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在称雄我国现代商帮之林的同时已经走向海外，冲击世界。浙商商帮的网络化生态式集群发展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商帮式运作提供了重要的摹本。

央企商帮式国际化的运作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族群的有组织的抱团行动，触发网络效应，形成整体远大于个体之和的系统效应。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化发展运作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大量的国企、民企主动出击，但尚未形成多维度组织网络，迫切需要由国资委或政府主导，以实力雄厚、国际化经验丰富的央企打头阵，联合几家核心企业和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集团高层形成联盟核心，引领若干国企、民企等协作企业跟进，组建成雁阵型组织结构。这种领军企业带领下的雁阵型攻击，使得资源得以整合，对于领头的大企业来说极大地放大了自身能量，对于跟随者也实现了搭便车的效应。

多维度组织网络必然要求有多维的网络平台作为支撑，一是城市经济圈、区域联合体、海洋经济圈、城镇化布局等，作为央企走出去需求平台；二是海外专业市场，如瞄准国际市场空白，在南非、欧美、韩国、越南、俄罗斯、印度等创办多个专业市场，如境外中国商城、皮革皮草专业市场等走出去平台载体；三是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国际化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作为走出去运作平台；四是商会网络，院校平台、传媒平台、协会网络等国际化宣传平台以及全球网络营销平台。以央企为主导，站在国家战略角度，综合各种利益，整合各种平台资源，促进多维网络平台形成，在每一个平台上每天都在触发着各种网络效应，各种网络平台成为央企带领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取商机信息，获得资源，拓展人脉，融资，创业的重要场所。以多维网络平台实现央企与地方国企、民企联合互动，在省际之间、国际之间进行协同，共享发展机会，共助产业优势和国家优势。

以央企为核心的国际化经济生态式联合其运作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步，领军的大型央企凭借自己的网络优势，获得各种外部需求信息，形成集中的商机信息收集、整理和传播性质的多维网络平台，借以传播投资机会和创业机会等，形成以行业龙头为主导的生态驱动模式。既可以利用分工的优势，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于是由市场协调的分工转向领导型企业协调的分工。

第二步，领军的大型央企通过自身实力，通过多维网络平台汇集的大量商机信息，形成对外部需求信息的整合，设计出国际市场需求与地区国企、民企的无缝对接方案，形成商业化运作方案，形成一个个商业项目。

第三步，领军的央企基于参与国际化的国企与民企内部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资本层面、战略层面形成核心层运作联盟。大型央企通过分包制把大量的地方国企与民企凝聚在自己的周围。大型领军企业主导国际化研发、国际化品牌、国际化销售渠道，地方国企与民企跟随央企沿着产业链做配套，以此在央企、地方国企、民企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生态式联合关系。

第四步，以央企为主导的核心运作联盟为运作主体，整合周边的网络资源，开展合作研发，合作制造，合作营销，在央企商帮价值网络内部进行机动组合，形成运作的外围松散联盟，从而内外兼顾，在央企、国企及民企之间形成密切的运作体系，以整体出击在国际市场进行经济发展。

第五步，不断的获取新的国际市场需求，完成商机捕获，推动整个联盟体系运作，甚至商帮+生态链，内强功力，塑造国内集群发展之路，外造优势，以更高级更复杂更智能的网络生态体系引领中国企业跨地域、跨国界的全球出击，实现价值创造，联盟解体进入下一个商机捕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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