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Telefonaktiebolaget LM爱立信(Ericsson或公司)，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跨国电信公司，已同意支付罚款总额超过10亿美元来解决政府调查违反《反海外腐败法》(FCPA)，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并不当记录了数千万美元的不当支付。这笔罚金包括超过5.2亿美元的刑事罚款，以及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支付约5.4亿美元的相关罚款。

爱立信与司法部签订了暂缓起诉协议，承认该公司密谋违反《反贿赂法》的反贿赂、账簿和记录，以及《反海外腐败法》的内部控制条款。爱立信(Ericsson)子公司爱立信埃及有限公司(Ericsson Egypt Ltd .)今日在纽约南区承认犯有一项刑事信息罪，指控其合谋违反《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反贿赂规定。该案由纽约南区的地区法官艾莉森·j·内森(Alison J. Nathan)审理。根据与律政司的协议，爱立信承诺在量刑聆讯后的10个工作天内，支付520，650，432元的刑事罚款，并同意委任一名独立的监察专员。

案情简介

“爱立信的腐败行为涉及高层管理人员，跨越17年，涉及至少5个国家，都是一种为了增加利润的错误努力。”司法部刑事部门的助理总检察长布莱恩·a·本茨科夫斯基(Brian a . Benczkowski)说。“这种不当行为呼吁执法部门的强烈反应，并通过顽强的努力与我们在纽约南区、SEC和美国国税局的合作伙伴，今天的行动不仅要让爱立信为他们的计划负责，还要阻止其他公司参与类似的犯罪行为。”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弗里·s·伯曼说:“今天，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承认，为了加强对电信业务的控制，他们在5个国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腐败活动。”“通过行贿、贿赂、礼物和贪污受贿，爱立信以‘有钱能使鬼推磨’为指导原则开展电信业务。今天的认罪和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清楚地告诉所有企业以这种行为做生意是不能容忍的。”

美国国税局(IRS)刑事调查主管唐•福特(Don Fort)表示:“实施强有力的合规体系和内部控制，是跨国公司为避免非法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爱立信在这些领域的缺陷，使其高管和员工更容易行贿，并伪造账目和记录。我们将继续追查此类案件，以维护一个没有腐败的全球商业体系。”

爱立信承认，从200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6年，该公司与其他公司合谋，通过长期行贿、伪造账簿和记录，以及未能实施合理的内部会计控制，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爱立信利用第三方代理人和顾问向政府官员行贿和/或管理帐外行贿基金。这些代理人通常是通过虚假合同雇佣的，并根据虚假发票付款，而支付给他们的款项在爱立信的账簿和记录中被错误地记录。这些决议涵盖了该公司在吉布提、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科威特的犯罪行为。

涉及在五个国家行贿

在吉布提，2010年至2014年期间，爱立信通过一家子公司向吉布提政府高级官员行贿约210万美元，以获得与这家国有电信公司的一份价值约2030万欧元的合同，使吉布提的移动网络系统实现现代化。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爱立信的一家子公司与一家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份虚假合同，并批准了伪造发票来掩盖行贿行为。爱立信员工还完成了一份尽职调查报告草稿，报告没有披露这家咨询公司的所有者与一位政府高官之间的婚姻关系。

在中国，从2000年到2016年，爱立信子公司制造了数千万美元支付各种代理、顾问和服务提供者，其中一部分是支付差旅费，被用于向中国官员，包括国有电信公司，提供礼品、旅行和娱乐。爱立信利用差旅费用赢得了中国国有客户的业务。此外，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爱立信子公司根据从未履行的虚假服务合同向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支付了约3150万美元。这些付款的目的是允许爱立信在中国的子公司继续使用和支付第三方代理人在中国违反爱立信的政策和程序。爱立信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些付款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并将其错误地记录在其账簿和记录中。

在越南，在2012年至2015年之间，爱立信子公司支付给咨询公司约480万美元，其目的为了创建账外小金库，通过第三方支付款向那些无法通过爱立信尽职调查程序的客户支付款项。爱立信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些付款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并将其错误地记录在爱立信的账簿和记录中。

在印度尼西亚，2012年至2015年期间，爱立信的一家子公司向一家咨询公司支付了约4500万美元，以建立账外行贿基金，并隐瞒了爱立信的账簿和记录。

在科威特，在2011年至2013年之间，爱立信的一家子公司应一个销售代理的要求，将向一家咨询公司支付约45万美元，然后与这家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份虚假合同，并批准了一份伪造的服务发票，这些服务从未被执行过，目的是掩盖这笔款项。该销售代理人向一名爱立信雇员提供了有关科威特一家国有电信公司无线电接入网现代化投标的内部信息。爱立信的一家子公司获得了价值约1.82亿美元的合同；爱立信随后向这家咨询公司支付了45万美元，并错误地将这笔钱计入了公司的账目。

减免15%刑事罚金

作为暂缓起诉协议的一部分，爱立信同意继续与律政司合作，就有关的行为(包括个人的行为)进行调查及检控；加强其合规方案；并聘请独立合规监察员对公司监察3年。

美国司法部与爱立信达成协议是基于以下一系列因素，包括该公司未能主动向司法部披露这一行为，违法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其中包括在五个国家违反《反海外腐败法》，以及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其中。爱立信在政府调查中获得了部分信用，其中包括进行全面的内部调查，对政府进行定期的事实陈述，自愿让外国雇员在美国接受访谈，提供大量文件，并披露一些政府部门之前不知道的行为。

爱立信在合作和补救方面没有得到完全的信任，因为它没有披露两项相关的腐败指控；它不合时宜地制造了某些材料；它也没有完全纠正，包括没有对涉及不当行为的某些雇员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措施。公司在加强并承诺进一步增强合规计划和内部会计控制。因此，总刑事处罚金额比适用的美国量刑指南的罚款幅度低15%。

在相关事宜中，爱立信同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总计约5.4亿美元的追缴和预判利息。

案件正在由IRS-CI进行调查。刑事部门欺诈司的代理助理主任根廷和审判律师哈珀以及纽约南区的助理联邦检察官阿布拉莫维奇正在起诉这个案子。刑事司国际事务处提供了援助。

美国借“反海外腐败”推行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最初由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哈伦·斯通提出——一个法院可以对一个州外被告行使属人管辖权，只要该被告与法院所管辖区域有“某种最低联系”（ Minimum Contacts），便可以进行诉讼，行使管辖权……”

1972年著名的水门事件爆发。总统为了连任，不折手段地寻找对手弱点。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成为首位因丑闻而辞职的总统。

美国正经历一个腐败的时代。

8月9日，继任总统福特匆忙上台，然而他没能阻止各色的权钱交易，很多手握大量资本的龙头公司爆出丑闻。

在冷战的背景下，丑闻对美国在全球的道德形象构成致命打击，这些再加上水门事件的阴影让福特在1976年的大选中失利。

1977年1月卡特总统上台。可新官刚上任，卡特就看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一份报告，显示超过400家公司承认有过可疑或非法支付的行为，其中100多家位列500强。

12月时，卡特签署生效了《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IEEPA）和《反海外腐败法》（FCPA）。

FCPA规定美国的个人或公司通过贿赂国外政府官员来获得或保持业务，或使其他人获利，即为非法行为。自1998年起，反腐败条款也适用于贿赂美国的国外公司或个人。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具有美国国籍，只要和美国发生了联系，就受FCPA的管辖。

长臂管辖逐渐由美国州际之间拓展到了全美，甚至国外。

从FCPA起草时，政客们就在思考如何使它国际化。因为单方面禁止美国公司行贿可能会使其在海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最终丧失海外市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向联合国提出打击腐败的建议，但南北国家出现严重分歧，联合国在1981年终止了协议草案的讨论。

紧接着，美国瞄上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借鉴美国FCPA立法模式的基础上，1997年《OECD公约》正式出台，要求成员国采取有效措施打击行贿外国公职人员的行为。

就这样，美国的“长臂管辖”原则通过《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国际法化，名正言顺地伸向了世界各国。从此，任何国家的企业只要与美国发生某种关联，例如用美元交易，甚至包括使用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在美国，都被纳入“长臂管辖”范围内。

如何应对长臂管辖

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利用自身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优势拓展势力范围，达到政治目的。被“管辖”了的国家和地区也在考虑反制和规避，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颁布相应的法案。

欧盟于1996年颁布了“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规定基于制裁的任何外国法院判决或行政决定，在欧盟境内无效；俄罗斯更是一刚到底，出台多项反制裁法。

但在美国经济金融占优势、尤其是美元结算方面的优势情况下，本地法令效果微弱。

二是绕道美元体系。

例如委内瑞拉。

由于不满委内瑞拉与古巴、伊朗的密切关系以及它长期的反美政策，美国近两年针对委内瑞拉经济、金融、石油、矿业等各行业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为避开美国的制裁，2018年，委内瑞拉发行加密货币“石油币”（Petro），首日完成了7.35亿美元的融资。总统马杜罗宣布，石油币今后将作为该国的国际记账单位，一个石油币将等于3600主权玻利瓦尔。

但委内瑞拉经济结构和物价问题积重难返，远非石油币所能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努力。

2018年，欧盟宣布拟设立独立于美元支付体系的“特殊目的实体” (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帮助欧盟企业与伊朗进行交易。对此，欧洲各国纷纷响应，法、德、英三国随即宣布建立面向伊朗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货币结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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