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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进:TCL第一个法务出身的董事长

杨进:TCL第一个法务出身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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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进程的护航者

2004年TCL集团在深交所上市,大刀阔斧地施行国际化战略,与法国汤姆逊公司签署合资协议,收购其全球彩电业务,又于三个月后收购阿尔卡特公司全球移动终端业务,彼时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先行者的TCL一时风光无两,但在并购汤姆逊彩电和阿尔卡特手机两年后,TCL陷入前所未有的巨亏,遭遇了国际化征途中最为严峻的挑战,集团一度岌岌可危,直到2011年才摆脱困境。

怀揣着助力本土企业更稳健地布局国际市场的抱负,杨进于2012年加入TCL任集团全球法务总监,此时的TCL刚走出在跨国并购中遭受重挫的阴霾,集团迫切需要一支精锐的法务团队为公司未来的国际化征途保驾护航。此前杨进在阿尔斯通中国总部担任东北亚及中国区法务总监,拥有丰富的国际化法务工作经验,他的加入填补了TCL三十年历史上法务高管的空白,为TCL全球化战略推进的战车系上了安全带。

自2012年加入TCL至今,杨进见证了集团发展最好最快的五年,这五年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其中国内和国际的业务收入大体各占一半,国际化程度已相当高。当谈到TCL在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坎坷时,杨进坦言,商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体,商业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可控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市场的因素、政策法规变化以及文化冲突的因素。虽然公司试图小心翼翼地管理控制这些风险,但真正的风险却往往潜伏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初期往往只关注生产设施、研发中心、管理团队等看得见的东西,却忽视了一些虽然看不见但同样有价值,甚至更为重要的要素。例如企业在海外收并购中,在买下对方集团公司下属的某一部分业务时往往容易忽略这样的业务通常是依托于集团总部为其提供包括人力资源、财务、法务、IT、品牌宣传等在内的后台职能服务。这些隶属于总部的后台支持和管控体系经过多年的磨合积淀下来,是下属业务高效运转的保障。但企业通常在收购这部分业务后才发现后台支持服务并未包括在收购范围内。许多中国企业曾为此付出高昂的学费,不幸的是,到现在这样的情形仍然时有发生。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于不同的目的走出去,或是为了提高全球市场份额,或是为了取得生产要素的优势,或是为了学习更先进的管理方式,但包括TCL在内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曾经摔过跤也交了不少学费,个中的酸甜苦辣不一而足,但即便是这样,国际化仍是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值得肯定和尝试。

嵌入商业团队中的特种部队

作为集团的全球法务总监,杨进在加入TCL法务部后便在第一时间以特种部队的标准搭建起一支能征能战的专业法务团队。目前TCL法务由集团法务与产业法务共同构成,产业法务主要负责需及时解决的常规法律事务,集团法务根据集团的业务特点分为投融资并购、知识产权、涉外事务、诉讼争议以及综合事务几大模块。根据集团与产业的授权分工,二者相互协作支持,整体对外负责。

近年来,法务团队深度参与到TCL的国际化进程中,集团法务如影随形地嵌入到具体的商业运作中。TCL旗下的华星光电作为深圳市建市以来单笔投资额最大的工业项目现已成为集团的核心利润来源之一。今年,总投资达350亿元的华星光电t4项目落户武汉,未来将建成一条月产能达4.5万张柔性显示面板的生产线。杨进谈到,这些项目中都涉及十分复杂的法律事务,需要高度专业效率的法务支持。

除此之外,近年在全球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一些日本或欧美企业为求生存,选择将集团的部分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竞价出售,TCL是非常活跃的竞购者之一。杨进带领集团法务团队先后参与飞利浦、三洋等企业部分业务的全球性出售中,这也是集团法务部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集团旗下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做IPO和再融资,随着战略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涉及到业务或资产的重组,公司法务在集团对接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外TCL在推进全球化战略的过程中,为满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需求,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化,集团也在南美、非洲等地设立了家电合资公司,这当中涉及到很多商业运作的国际化考量,需要法务团队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

多重角色,多面人生

 “你的角色不是公司定义的,而是自己去争取、去证明,最终去定义的。”在TCL的这5年,杨进完成了职业角色的两次自我突破。加入TCL法务部伊始,作为集团的全球法务总监,杨进一手组建起法务团队、建立起集团法务工作体系,为集团重大决策提供专业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证明了自己在法务工作方面的专业能力。但杨进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建树,2013年杨进开始分管集团的信息化建设。TCL作为一家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在过去30几年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主营业务包括七大产品业务、三大服务业务以及创投及投资业务,共十一个业务板块。打通集团内部数据流,实现各业务板块间信息的互联互通是集团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信息化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则是为了满足集团“产品+服务”的战略转型要求,在用户运营上发力。IT部门将从各个渠道采集到的客户信息进行汇总,并按照不同维度进行分析和挖掘,并将分析结果用于指导业务和产品的研发制造。

当然,杨进对新领域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集团下属产业的董事长是他的另一重身份。目前杨进兼任集团下属的远程教育公司以及TCL与思科合资的云服务公司的董事长,承担业务运营和管理的职责。

从集团法务总监到IT管理者再到商业上的决策者,角色上的转变带来的是看待问题角度的变化,这也在无形中赋予了杨进多元化的视角和开拓性的思维。

我们好奇杨进是如何完成从法务到其他领域的探索和突破,法务背景为其拥有多元的职业角色提供了哪些帮助?杨进谈到,法务人员常常需要参与公司高层会议以及与商业伙伴的合作谈判,有很多机会和高端商业人士坐在一起,聆听他们在商业上的交流以及观察他们处理问题的不同维度,如果法务人员对商业有兴趣,耳濡目染下很容易成为一个对商业有着良好理解能力并具备商业思维的人,继而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一名商业上的操盘手。同时,拥有法务背景的商务人员拥有更为敏锐的风险意识,能在商业运作中做出前瞻性的风险预判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所以,在杨进看来,从法务到商务的过渡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们能看到在世界五百强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的CEO都拥有法律背景,很多时候或许是人们自己限制了自身的可能性,法务走向更为广阔的、甚至非法务的职业角色并没有必然的障碍。

良师益友李东生

聊起这五年来与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共事的经历,杨进感受很深,“他们这一代中国企业家,坚守在一家公司,一干就是一辈子。李董大学刚毕业就一头扎进TCL,一心扑在公司上,这一晃三十多年就过去了。”谈话间,杨进对这位耕耘TCL三十载的集团灵魂人物满是钦佩。2006年,TCL在国际化征途中遭受重挫,李东生决绝顽强地用三年时间重塑了TCL,最终率领集团走出巨亏,迎来集团发展的新阶段。“不是每个人都能顶住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在孤独、困苦、不被理解的情形下保持内心的坚定,拥有敢于决策的魄力和勇于革新的胆识。在李董身上我看到的是TCL精神的真实缩影。”杨进还笑称,因为有一个比员工还勤奋的老板,都不好意思偷懒。李东生对TCL涉足的各个领域和产业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保持着孜孜不倦的学习心态,常常和一线人员探讨行业的最新动向、技术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在这个年纪仍然坚持每天学习英语,这几年在英语语言能力上的提升令人惊讶,曾多次在国际行业交流会上用英文进行演讲。

法务的生命在于经验的传承

杨进在跨国公司有多年的法务工作经验,他谈到,欧美大公司的法务人员专业素质很高,其中的一些法务高管多是外部大所的高级合伙人。跨国公司对法务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法务资源的充分配置是吸引高精尖法务人才加盟的关键。同时,跨国公司的法务部普遍十分注重经验的传承,法务部会对自己的法务人员开放专属的法律知识库。知识库记录了公司历经的重大案件,同时还附有归纳总结的案件要点、经验教训以及与时俱进的公司实践指导。这些知识和经验无疑是一个公司或组织的宝贵记忆和学习能力,也是新人迅速成长,一个部门或团队能够按照标准和最佳实践贡献其专业价值的保障。

在杨进看来,中国公司法务的整体现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在中国,法务部作为独立一级部门的情况仍非普遍,如很多公司把法务设在行政中心或总裁办下面,也有一些公司由人力资源或财务分管法务,这些都不利于法务独立发挥其职能。另外,法务的资源配置从人员到预算也都比较窘迫。法务的声音和意见也还未成为公司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中国公司法务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在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意识到法务的重要性。”

“我常听到用守夜人、监督者、警察、背锅侠等类似词语形容公司法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务工作的特点,但也有一定的误导性,将法务与业务对立起来看未必可取。”在杨进看来,法务与财务、人力资源等其他职能一样,法务作为商业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务人员扮演着合伙人的角色,与商务人员共同达成合规、风险可控、有效益的商业目标。

杨进还强调,法务人员需要具备跨学科、跨专业的主动学习意识,要避免先入为主地认为法务高于一切,不要把自己框在法律的格子里。手中只有一把锤子的人,会把一切都看成是钉子。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学习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是做出更为准确客观判断的基石。

关于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业的影响,杨进有着自己的见解,“从现在看来,人工智能应用在海量信息检索、文本自动化制作与审阅、案件走向预测,以及多人协作的法律事务的处理上是有可能的,未来人类可能从这些工作中最先被人工智能解放出来。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律人同时面临着机会与挑战。如何拥抱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建立起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实现作为法律人的价值,这是一个摆在所有法律人面前真实而迫切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探寻。”

(来源:公司首席法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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